
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,许多珍贵文物经历了无数的劫难,而洛阳金村大墓的遭遇,毫无疑问是中国考古史上最大的憾事之一。这里流失的文物以千计,如果将这些文物汇聚成一个博物馆,它足以成为世界级的文化瑰宝。然而,我们的考古学家在研究这些珍贵文物时,却只能依赖于日本人梅原末治所编辑的《洛阳金村古墓聚英》这本书。失去的,不仅是文物,更多的是无法挽回的历史和文化记忆。
洛阳金村大墓的主人身份一直饱受争议。根据《后汉书》、《水经注》以及《太平寰宇记》等古籍记载:周景王葬于翟泉,而翟泉正位于邙山脚下、汉魏古城遗址东北角的金村附近。金村陵区不仅葬有景王,还有十余代周天子的墓葬。因此,我们可以将金村陵区视作东周时期最大规模的帝王陵墓群,堪称洛阳的帝王谷。这些事实从历史中可见一斑,却始终未能获得更为全面、深入的考古发掘。 那么,洛阳金村大墓是如何被发现的呢?实际上,这一发现的过程可谓纯属偶然。回溯到1928年的夏秋交替之时,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。6月4日,北洋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炸死;6月8日,山西军阀阎锡山带领大军进入北京,国内陷入了四面楚歌的混战。而就在这时,洛阳金村一带正遭遇罕见暴雨,天色漆黑,天地间仿佛没有一丝光亮。就在这片混乱之中,村东的农田突然坍塌,露出一个巨大的洞口。金村大墓就这样不期而至地显现于世人眼前。然而,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,缺乏相关部门的管理和法律的保护,随之而来的是盗墓活动的猖獗。许多外国传教士趁机进行盗掘,甚至将文物贩卖至海外。他们守卫着盗掘现场,搭建帐篷,前后耗费六年时间,将墓中八座大墓彻底掏空,出土文物数以千计。为了将这些珍贵文物顺利运出,怀履光和其他外国同伙勾结当地文物贩子与商人,悄无声息地将大量文物送往国外。如今,能够留存于中国的洛阳金村出土文物,仅有金村大鼎、错金铜尺和命瓜壶三件。文物的流失无疑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。根据《洛阳故城古墓考》一文的记载,金村大墓中出土的青铜器超过五百件,车马饰物类有九十件,明器和礼器百余件,兵器类八十余种,玉器和石器百余件,钟磬类二十多件……这些文物异常精美,价值连城,堪称国宝。然而,它们却被肆意盗掘并私自带到国外,散落在十多个国家的博物馆中,至今未能回归故土。如今,它们的踪迹已难以追溯,无法再回到祖国的怀抱。更令人痛心的是,当今许多中国学者在研究金村大墓时,所能借助的研究资料,只有盗墓者怀履光所编著的《洛阳故城古墓考》以及日本梅原末治编著的《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》。在这令人痛心的现实面前,作为中国人,我们难以不感到耻辱。与莫高窟敦煌藏经洞的遭遇相比,洛阳金村大墓的遭遇无疑更为沉痛,更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历史打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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